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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视版《三国演义》导演蔡晓晴:文学带动了七八十年代电视剧发展

日期:2019-04-14

    《三国演义》中“火烧赤壁”的场景。(影视截图/图)如同原著里鼎鼎大名的“五虎上将”,电视连续剧《三国演义》也由五位导演分头拍摄。蔡晓晴是其中唯一的女性,她受邀加入时已经是经验颇丰的电视剧导演,多次获得飞天奖和金鹰奖等专业奖项。她的作品都是现实题材,因此对《三国演义》这样的古典历史题材感到顾虑,不清楚自己“能不能担得起”。蔡晓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,受到苏联式艺术教育,对中国传统文化接触较少。电视台具备录制功能前,她的重要工作是直播传统剧目,诸如京剧、沪剧、越剧和梆子戏,“等于补上了传统文化的缺失”。为拍摄《三国演义》,她花大半年研究原著和史书,“自己有了预案,到时候把各部门的工作都安排好,应该问题不大”。1991年4月,蔡晓晴率剧组最先开机,1994年初电视剧试播前还在无锡拍摄最后一场“火烧赤壁”。前后近四年,她的剧组承担了全剧最多篇幅和最宏大的战争场面。总导演王扶林曾经表示,十分欣赏她“细腻而凝重的创作风格”。从1973年开始电视工作到2002年退休,蔡晓晴见证了中国电视的起步和发展:能录下来了,出现连续剧,不再缺剧本,兴建影视城,应用电脑特效……以下为蔡晓晴的口述。“一下子让电视屏幕焕然一新”我是1973年到电视台工作的。一开始电视很小众,没几家有,我来电视台之前也没有看过电视。一些单位里面有,很多人挤在一块儿看。开始那一段,大量是黑白直播,因为没有录像设备。后来有彩电了,我们是1978年开始彩色试播的。我们有了录像,1978年开始拍电视剧。第一部是我参与的,叫《三亲家》,和老导演许欢子一起。现在她90多岁,移居香港了。当时主要是做实验,可以录下来,并且从演播室走到实景当中。那是一部农村戏,在郊区四季青公社一个农户人家里拍的。拍回来大家都看,觉得增强了信息,画面的清晰度、色彩还原、声音效果,还可以剪接、处理,生活气息很浓,和在演播室里很不一样。过去直播一次性就完了,内容很受限制,有限的景,还得来回跑,这个景倒那个景,都得严丝合缝。录播以后可以反复播,简直跨了一大步,大家信心满满。从那时候开始到1980年代初,我们很活跃,组成了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戏剧组,像王扶林、杨洁都是在那个组开始做电视剧。首先是文坛活跃起来,出现了一大批文学作品,比如“伤痕文学”。我们的电视剧基本都是根据这些文学作品改编的。这些剧出来以后,一下子让电视屏幕焕然一新,之前除了样板戏没别的,观众反映很强烈。我头一部反响比较大的电视剧叫《有一个青年》,张铁林、方舒、沈丹萍主演,演员都是北京电影学院“78班”的学生。张铁林演的年轻工人为了改进焊接技术,到图书馆找书钻研,遇到了“方舒”,两人恋爱,是很青春的。这部戏出来以后反响很强烈,几百封观众来信寄到台里或是剧组。那时候我们还算年轻,尽管也40来岁了,但很有创业精神,就想把这件事做好,想让电视能够更快地发展起来。“这叫高射炮打蚊子,没有这么干的”《有一个青年》原本是女作家张洁写的电影剧本,她给了北影厂的凌子风。凌子风当时正要筹拍《李四光》,没有时间,凌子风的摄影师和我住邻居,听说我们做电视剧了,就把这个本子拿给我看。我一看:“太好了,我们正愁找不着本子呢!”那时候没有专门的编剧,写电影文学剧本的有,没有写电视剧的。那时候电视剧一出来,别人都看不起,电影才是艺术,电视剧不是艺术。当时电视剧篇幅短,七八十分钟,刚开始摸索使用录像设备,不像现在这么轻便。去四季青我们开着转播车,演播用的大云台没法抬去,摄影机在剧场转播的都是大三角架支在那里,连接的线几十米长,都很笨重。新事物刚出来大家不是那么支持、看好,开一个大转播车出去弄半天,播出才几分钟。也有那种说法:“这叫高射炮打蚊子,没有这么干的。”我们平常的任务主要是剧场的直播或录像,经常有全国性话剧表演,各个省的剧团,还有部队的空政、海政、总政……我们忙得不行,这项工作占了大部分时间。空余时间就跑图书馆翻杂志,像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当代》。还有大量群众来稿。王扶林导演的《敌营十八年》,作者是贵州的唐佩琳,不是专业编剧,但有文学基础,自己投稿。那时候我进组晚,负责到收发室取邮件、书报,回来以后就拆开看,觉得这个故事挺有意思,就交给组长了。那时候电影和电视剧有竞争,大家剧本都荒,同一部小说可能都看中了,你改我也改。我的另外一部戏《红叶在山那边》也是小说改的,有电影制片厂也要拍,责编就到北京来找这找那,说:我们拍电影,凭什么他们拍电视剧。我想咱们井水不犯河水,你拍你的,我拍我的,人家居然跑到我们拍摄现场,到镜头前面一站,挡着。当时我到《当代》找主编孟伟哉,想拍他的小说《一座雕像的诞生》。长春电影制片厂已经改了电影剧本,我们说应该不冲突,电影有电影的观众,人家是大银幕,拍得可能比我们更精致,我们这个是短平快,一再地劝他。而且给他说,我们刚起步,白手起家,特别希望能得到你们这些老作家支持,后来他就默认了,我们自己两个年轻的编剧做了改编。孟伟哉对我们电视特别支持,一看这种情况就说:“好,我的杂志刚发了一个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,我觉得你们看看去。”很痛快,后来是王扶林拍的。当时没有版权费,没有现在这么规范。谁改编,稿费就付给谁,很低很低,原作就没给。编剧都是外面各种不同渠道找人,我后来拍《蹉跎岁月》就是找作者叶辛本人改编。“晚上十点多悄悄地播了”《蹉跎岁月》影响很大,题材贴近全国人民的生活。“文革”刚结束,知青家家户户都有,而且题材在当时是一个禁区。当时我们有这么一种说法:文字的东西,毕竟受众面窄,得有一定文化程度,才可能去看;电视不一样,只要不是瞎子你就能看,所以把得严。我在《收获》上看到了小说《蹉跎岁月》,觉得好,先得往部里打报告,部里做不了主,往台里报,台里最后还定不了个题材,得要中央广播事业局批。几十万字的小说,要浓缩成五六千字的梗概。这一圈走完,剧本改出来了。名字有意见,“蹉跎岁月”不好听,曾经改叫“奋进曲”。其实叶辛本人对生活的体验、提炼认识都是正面的,讲这些人在逆境中怎么寻找出路、奋进,核心是积极的。我们做的分镜头本上叫“奋进曲”,到最后完成,叶辛一直坚持,说不行,就得叫“蹉跎岁月”。我觉得他坚持得有理。后来上面同意了。没想到,这一播不要紧,我的天,来信不得了了,不是几百封,是几大麻袋。那时候没有收视率,但观众的反应是能够得到的。来自各阶层,各种各样的观众反应都有。观众反应一好,领导那儿就不吭声了。最后评奖有群众投票,电视报上有统计信,得了飞天奖一等奖。当时选材策划都是自己考虑的,只有一个戏是领导下的任务。《中国姑娘》,写中国女排的。当时鲁光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叫《中国姑娘》,写孙晋芳他们首次拿了世界冠军,全国轰动,北大学生都狂热了,把笤帚、破衣服都烧了。当时是一个很被看好的现实题材,台里定了以后,编剧是鲁光,又请他的同学沙叶新一起写剧本。当时国外电视剧进来,对咱们的市场冲击很大。日本的《排球女将》里面有很多跳起来翻跟头的,非常戏剧化,不像我们走现实主义路子。而且写的不是从郎平这一拨,是从她们的教练袁伟民那一代写起,大家一看怎么和郎平差得那么远,再加上小鹿纯子(注:《排球女将》主角)神乎其神,《中国姑娘》反响很不好。刚播一集骂声就出来了,本来应该是三部,我们只拍两部就停了。《中国姑娘》以后,各种说法我已经经历过了。我就说:“你爱说什么,你那样认为,但是我还坚持。”后来《三国演义》有争议,其实我们就扎到拍摄里面去了,外面爱说什么说什么,不管不听。“武戏文唱”那时候是导演负责制,一个戏的成败主要矛头都是对导演。现在不是了,现在最主要看你有没钱,有没有腕,可能这个人戏再好,但不是明星,观众不爱看那张脸。我们那时候讲艺术,现在能决定你这个戏命运的,头一个是投资,第二个是选材,不由你来定,用哪个演员你根本搭不上话。《三国演义》我们还是按照比较传统的方式做的,导演要起决定性作用:你怎么把握这个作品,怎么让演员塑造好他的形象。剧本是总导演王扶林领着这些编剧,由领导班子的专家一集一集地看,这样定下来的。凡是争议比较大的,那一阶段就解决了。到我们做导演工作本,借鉴了其他的评书、扬州评话,因为那是很大众化的,听众范围很广。看他们怎么说书,故事怎么叙述、有哪些发挥和细节,我们得到启发,补充了很多剧本没有的细节。主要人物的造型,包括根据身份变化该穿什么衣服,都很精细。关羽“美髯公”,胡子特别讲究,多密、多疏、多长、多短,都是几次试出来的,包括形状、颜色,随着年龄怎么变白。领导小组提出来“武戏文唱”,不以武打为主,主要是塑造人物形象,不走香港武打那种套路。这部戏大大小小的战争场面太多了,所以强调环境、气氛,我们也有武师、武打设计,复杂的时候上替身,但不追求花哨。在涿州和无锡建了两个影视城,是永久性的,可以作为旅游景点。我开拍时地方还没定,所以虎牢关三英战吕布是临时搭的景,在延庆的康西草原。景片搭起来,拍完以后风一吹雨一淋就完了。建影视城就得钢筋水泥了,一边建一边拍。尤其是涿州,说实在的不适合搭景,一般搭一个影城,依山傍水,环境好,四面出去都有背景、有变化。那地方就是沙土地,周围的村子要适当地拆了,从哪里拍过去都是光秃秃的,没有山、水,又没有林子。沙地挖下去十几米还是沙,地基都不好打,费劲之极。一开始就挺不顺。光在北方还不行,一大部分是水战,后来领导小组定在无锡。无锡那时候已经有了一个唐朝的景,拍《唐明皇》建的,就想把基地再扩大。大范围定了,导演和美术一块在太湖边上选地,拿草图方案。无锡的春天可真是要命,将近一个月天天下雨,每天到那里去转、去找,看完涉及征地,基地和当地乡镇接洽,方案定了再具体施工。一边建有些戏就要拍,等不及了。景搭了以后,一开始领导提出,是不是能够影视套拍,拍电视的同时也用胶片拍大电影,电影做成浓缩版。我们拍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的时候,就拿胶片试拍,试拍之后就否定了,觉得太难了。那么大的场面,大冬天,冷极了,延庆有时将近零下20度。衣服都挺单薄,战士尽管好指挥,但是冻得不行,有些就戴手套。你在小屏幕上忽略过去,看不出来,但胶片拍的,大银幕一放出来就穿帮,太清楚了。之后更大的战争场面怎么把控?后来觉得套拍肯定赶不出来,所以就放弃了。“投入在拍摄上,而不是在个别的演员”现在横店很系统,你去就行了,找群众演员的公司和食宿都解决了,我们那时候没有。那些大场面,现在都可以电脑做,加倍地做,比如一个场面需要上千人,可能就用几十人。我后来拍《文成公主》已经用电脑了。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大婚的场面,那很费事。比如说我需要翻八倍的人,得同一拨人在这儿拍一遍,那儿再拍一遍,还得打乱重新排列组合,挪好几处,最后画面合到一块。当时在藏区拍,没有那么多人,不好找,所以就采取这个办法。现在用不用这么麻烦我不知道,这么多年不拍了。四大名著电视剧投入资金多,但是投入在拍摄上,而不是在个别的演员,我觉得那是一种正常的制作规律。现在恨不得70%资金就让那几个人拿走了,这是一种畸形的发展。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商业化,我们的目的特别单纯,就是为了拍一部好戏,为了能给全国观众提供一部更好看的作品。一开始有广告我们特别不习惯,好好的一个戏打断了,前几年还有,现在又改回来了。现在电视剧短的几乎没了,中篇八九集的也没了,就剩下长的了。那就是讲一个故事,你的故事怎么叙述,故事里人物的命运,人物之间的关系,重点在这些地方。所以,好的电视剧刻画人物,不同方面、人物关系都写得很细,你看了以后很信服,能从里面琢磨很多东西。但是一般的电视剧,讲了上一句,你就能知道下一句是什么。拍《三国演义》的四年中间,北京回得很少,我家里的事都是剧组想法找人解决的。我爱人那时候得肝硬化,一次一次住院手术,手术我得签字,正好还在北京。但是他出院养病期间都没法陪,一直照顾不了。我最忙的时候,病闹得最凶,后来1996年初他就去世了,50多岁。中心(注:指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)很照顾,医院里需要有人,是组里帮忙找的护工,他也理解。和我一直受的教育可能有关系,工作是第一位的。好像除了工作之外,没有个人生活,直到2002年退休。退休了,全是过日子了。《三国演义》这种戏,毕竟用了那么长时间,付出的精力比较多,拍四五年,加上后面做精编版,六年时间。一辈子里这么长时间就干这一个事,就拍戏来说,不是太多。